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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条文有限，而犯法的原因很多，情节有轻有重，所以有临时具体决议处罚意见的机制，确实不能都按固定标准。但是，我说的这几个案例，都属于过当，恐怕有奸恶的官吏乘机操纵司法。”
这之后，轻重过当的自由裁量，还是不能停止，三公尚书刘颂又上疏说：
“近世以来，法出多门，政令不一，官吏不知道怎么执行法令，百姓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免违法。奸伪者乘机操纵索贿，上面的领导无法检核下面的官吏。同样的事情，却有不同的判决，司法诉讼，于是不能公平。君臣各有分工，法律必须得到遵守，所以让司法官员按章执行。执行有于情于理不通之处，就由大臣做出司法解释。再涉及政治或社会因素，就由皇帝权变决断。司法官员按法律条文执行，比如汉文帝时张释之处罚惊犯圣驾的人。大臣解释不通的地方，比如汉武帝时期，公孙弘审理郭解一案。人主权变决断，比如汉高祖诛杀丁公。天下万世，无非就是这三类，不能各自按自己的意见来妄议司法，都要按律令行事。然后法律才能取信于天下，人们没有疑惑，官吏不能弄奸耍滑，这才能治理国家。”
于是皇帝下诏说：“郎、令史再有超出法律条文，需要驳议的案件，汇报上来。”
但是，并不能革除这种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