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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吏”在南朝是官员中的一个较为低微的等级，一般以“吏姓”“吏门”之寒人为之。后世官、吏之别，流内、流外之别，即始于此。故士族迁转，除出为州僚属、县长吏时偶尔称之外，极少有称“试吏”“补吏”"署吏"者。可以推测，梁代“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尽管已有可能经明经策试而“随才试吏”,但他们由此获得的身份改变仍然有限，大多数依然难以厕身清级。尽管也有少数寒人有幸得以经术文义为学校学官或文学侍从之类，但总的说来，梁代围绕考试制度的那些积极变化，还不足以证成《通典》“无复膏粱寒素之隔”的说法。士庶由“实自天隔”到真正的“勿有遗隔”,还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南朝皇权为“寒门俊才”打开仕途的努力，只能以此告终。
选官之中体现公平竞争的考试制度的严格贯彻，必须以能够支撑官僚政治有效运转的强大有力的专制皇权之存在作为前提。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察举和学校入仕制度的兴衰升降，看作皇权兴衰的一把近似的标尺。汉代察举制的成立和兴盛，是以强大的皇权为基础的。这有效地抑制了贵族对官位世代占有的封建特权倾向。魏晋以降，门阀日盛而皇权日衰，与之俱来的便是察举学校制的相应衰落。但西晋初年皇权一度还有力量，所以察举制虽未改变士族在入仕上的优越地位，可毕竟还能发挥一些积极作用；至东晋皇权低落门阀当轴，察举与学校之途也降落到了历史的低点。而南朝自刘宋以后皇权复振驾驭了士族，察举制、学校制也因而呈现了复兴之势。